新聞中心

百萬人跨入中職校門,他們會擁有“光明的前途”嗎?

發布日期:2024-09-09 點擊:305

2024年9月開學季,將有百萬名學生跨入中職的校門,成為一名中專生,他們會擁有“光明的前途”嗎?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教育“雙軌”,并且在某個歷史時期,兩者平起平坐、互為補充,為社會輸送不同類型的人才。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兩根軌道逐漸失衡。普通教育無論是在生源質量,還是教育資源上,都遠遠強過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甚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視和污名化,讀不好書的孩子才去念職校的觀念深入人心,接受職業教育成了一種“不得已”的選擇。職業教育由此式微,而“普職結構”的嚴重失衡,進一步導致了人力資源的錯配,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和技術工種用工荒,同時存在于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中。

時至今日,高考已成為國家級別的重大事件,是許許多多家庭的未來所系,卻不太有人記得,其全稱為“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僅僅是“雙軌”的其中之一。而隨著就業壓力的增大和職業教育水平的提升,也讓許多人意識到,在高考之外,其實還存在巨大的可能性。我也想借此機會,和大家系統性地聊一聊職業教育的話題。

image.png

本文探討了五個問題:

1. 何謂職業教育?我們對職業教育存在哪些誤解?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上學是為了什么?賺錢、養家糊口、過有品質的生活、繼承家業、實現人生理想、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我估計這些回答都有。但所有這些目標,都有一個隱藏的中間環節,就是工作。
既然上學都是為了工作,那所謂的“職業教育”,和它的對立面“普通教育”,區別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翻閱了不少資料,給大家總結一下:兩者的區別,一個是專業教育,一個是通識教育;一個在應用,一個在研發;一個重實踐,一個重理論。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這種二分法,和我們教育系統中的職業學校、普通學校,并不是一一對應的。
這里要澄清兩個誤解,一是只有職業學校才進行職業教育,二是職業學校只進行職業教育。職業學校里面,也要求學習科學文化、修身養性;普通學校,也涉及各種專業知識。兩者都培養學生的創新和應用能力,要求理論與實踐結合,最多只是在各自的教育內容中有所側重,絕對不是涇渭分明。
特別是高等職業學校教育,我國法律明確規定,是由高等職業學校和普通高等學校同時實施。我們讀大學,不管是本科還是專科,一定都會分專業,都會或多或少地接受與專業相關的職業能力訓練。哪怕是文史哲,也會訓練學生在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的能力,為獲取教職做準備。所以,如果要問有沒有什么條件,可以從本質上把所謂的“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一刀切開,我個人的看法是:沒有。
但是,理論上沒有,可實踐上有。我們在談“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時候,其實常常特指“職業學校教育”和“普通學校教育”——關鍵詞來了:“學?!薄<热晃覈昧恕半p軌制”,把“職業學?!焙汀捌胀▽W校”做了切割,劃分出兩套不同的教育體系,那我們就來聊聊,這兩類學校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是教學內容的安排。職業學校,那必然是與特定的職業掛鉤。所以,在教什么,不教什么,哪些要重點教,哪些“有即可”的問題上,最主要的考慮是目標職業需要什么。
這里可以劃出兩個重點,一個是目標職業,一個是職業需求。先有職業,后有需求,所以實施職業教育的一個前置條件,就是一套完善細致、與時俱進的職業分類體系。我國每年都會出一冊《職業分類大典》,厚五六百頁,列明了八個大類,共1639種職業。每種職業都有對應的工作任務,也有各自的職位序列,要求掌握不同程度的職業技能。職業的種類、任務、序列、技能,共同構建了對職業教育的需求。與此對應,職業學校在設置專業和課程上,依據的更多是這套職位技能體系。
普通學校就不一樣了。它在分科的時候,依據的通常是學科,而學科主要是知識體系的分類。我國在《學科分類與代碼》中,劃分了九大門類,2382個學科。根據知識體系去分科,好處是便于知識的探索和教學。上面提到的國家學科分類標準,主要是為了科研和教學管理而設置的。而我們上小初高時學習的科目,比如語數外理化生,是在此基礎上又做了優化,方便學校安排老師、開設課程,也讓基礎不同的學生可以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內,初步搭建起一個基本知識體系框架,方便日后的進階學習。
可以這么理解,普通學校講究教以致學,而職業學校要更多地考慮學以致用——一邊是從知識的供給出發,一邊是從知識的需求出發。而在高等教育階段,情況要更加復雜一點。
前面講了,大學階段嚴格來講,都屬于職業教育,不管是本科、??七€是研究生都一樣。然而,就大學機構本身來講,它同時承擔著學術研究和培養職業人才兩方面的任務。這里的“職業人才”里面,包括了即將從事科研工作的儲備力量,它們是重中之重。而大學老師,大多數既要教書帶學生,又要搞研究,本身的學術水平也決定了其教學能力的上限。這種情況下,雖然學生在大學里面做的是就業準備,但大學的專業和課程,卻依然要向學科體系傾斜。
所以,為了平衡科研和非科研職業的需求,我國專門為高等教育階段制定了《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設14大類,111個一級學科,各高校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設置二級學科。雖然同樣是職業教育,同樣是就業準備,不同類型的高校和院系,科研與非科研的權重卻截然不同。一般來說,相比大專高職,本科院校要更重視科研,在專業設置和教學內容上,也會更多地考慮與學術工作接軌。不過,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只是極少數,本科院校的畢業生,絕大部分仍然需要進入非科研崗位,很容易出現教學內容與職業需求脫節的現象

2. “普職失衡”的現象,因何而產生?

上面講的,其實是一種橫向上的區別。理論上講,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只是在教學的目標和內容上有所不同,并無上下之分。但是我們都知道,現實當中教育不只是“教書育人”,在某種程度上還起到了篩選分層的作用。在實行教育雙軌制的國家,普通學校與職業學校是兩套不同的教育體系,一般從中學開始做出區分,有的國家是初中,比如德國,有的是在高中,比如中國、日本和韓國。

以中國為例,初中畢業后,一部分人會進入所謂的“三校”,畢業后直接工作,或者接受高等職業教育;另一部分,則會在普通中學就讀,畢業之后,有的繼續念普通高校,有的則轉入大專、高職。這里面每一次的分叉,就是我們常說的“分流”。
這兩條軌道,雖然終點都是就業,但就業的前景不同,能獲取的教育資源、轉軌的難易程度也不一樣。人人都想進入就業前景好、選擇更自由的軌道。如果兩軌之間是“單向閥”,只有念了普通高中,才能讀普通大學,獲得學位,拿下體面工作,那么也就無怪乎大家都想往這根軌道上擠。
這種情況下,如果普通高中的資源有限,或者人為地對普高招生施加限制,那么這根軌道上的競爭就會變得非常激烈,分高的才能留下,低的只能被迫“轉軌”。久而久之,便會形成普高多“好生”、中職多“差生”的格局,而生源上的差異,又會進一步影響教育資源的分配和校園的氛圍,擴大教學質量的差距,加劇兩者在最終就業上的不平等。
最后的結果是,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不再只是“分類”,而是分層?!胺至鳌辈辉偈且环N對未來的自主選擇,而是變成了一種被動的淘汰機制:去讀職高、高職,不是因為你想,而是因為你讀不了普高,才不得不去。

分類變分層、分流成淘汰的現象,以及由此產生的對職業學校的歧視,其實每個采用雙軌制的國家都存在,但某些特殊的國情、制度會加重這種情況,比如說教育資源的分配存在地區性和階層性的不平衡。再比如說,用行政手段強行讓部分地區“中職和普高招生數大體相當”。這種做法嚴重傷害教育公平,阻礙階層流動,將教育資源薄弱地區和貧困家庭學生,系統性地排除在了高等教育大門之外。
然而,它的危害還遠不止如此。它讓從職業學校走出來的學生,被打上“失敗者”的標簽,在升學和就業上處處受歧視。它惡化了職業教育的質量,強化了社會對職校學生的刻板印象,讓更多的人對“讀職校”避之不及。
當然,“普職結構”出現失衡,原因并不只出在“普職分層”。職業學校本身的培養模式也存在問題。這里就要講到,職業學校和普通學校的第三個重要區別,在于辦學主體。
職校學校教育,其實是一種“三元”教育。它的辦學主體,其一在學校,其二,則在企業。這點在我們國家可能體會得不明顯,但在職業教育體系比較成熟的國家,企業才是其中真正的主導者。
比如說德國,在法律里面就規定了,企業是職業教育的第一主體。職業學校的招生由企業說了算,企業和學生簽訂為期三年左右的教育合同之后,學校才錄取。學生學什么,也是企業說了算。行業內的新需求,技術上的新標準,企業會第一時間給到學校,定制教學內容,招聘對口教師;學生在實習、工作中的不足,企業也會及時反饋,讓學校改進。
當然,企業在擁有這些權力的同時,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提供教學經費,負責實踐教學。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統計,企業方面承擔了培訓費用的70%左右。學生每周只在學校上8-12小時的課程,70%的時間都在企業實習。
另一方面,職校學生在學習期間就可以給企業創造價值。不是說你學的軟件設計和應用,我讓你到電子廠打螺絲,一個小時二十五,你拿十六我分九,而是真的進入專業對口的工作崗位,有師父帶,一邊干活一邊學技術。對企業來說,雖然實習生效率低點,但也是個人力,成本肯定比用正式工少,訂單多的時候可以頂上,訂單少的時候也不會增加負擔。
說到這里,肯定有讀者要反駁:這也是把學生當廉價勞動啊!某種程度上這確實是。但我認為,這里面有兩個根本性的區別:
第一,學校并不從中獲利,更不會做勞務中介的生意。實際上,許多國家的中職也屬于義務教育階段,不收學費,也不差錢。公立的,政府給錢,私立的,企業出錢,政府再減稅給補貼。
第二,真正的實習,首要目的是學習。學生在實踐中學到東西,逐漸成長為企業需要的人才,這是雙方利益的主要契合點。先要滿足這個條件,其次才是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一方打工賺錢,一方用工賺錢。
當然,前提之前還有前提——國家得有相關的法律規定才行。有一說一,如果企業真的深度參與學生的培養,并且為此投入了大量資源,那么讓學生去打螺絲——不管是給別人打,還是給自己打——絕對是賠本買賣。
企業來主導辦學,對企業的好處多,對職業教育的好處更多。企業這邊,是定制人才,而學生這邊,不但能學到市場最需要的技能,而且畢業之后工作包分配,不至于“畢業即失業”。
不過,企業辦學有一個很大的障礙。這是一筆長期、巨大的投資,除了少數“巨無霸”,絕大部分企業都無法獨立負擔。說實在的,培養一個學生要三到五年,許多企業能不能經營三到五年都是個問題。而無論在哪個國家,這樣的企業才是就業崗位的主要提供者。
在我國,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提供了85%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在德國,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7%,就業人數占60.8%。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它們都不能被排除在職業學校教育之外。而它們的參與,就需要另一個組織的介入,它就是“三元教育”里的第三元——行業協會。
為解決單個中小企業無法獨立辦學的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起,德國的各大行業協會,就開始組織中小企業聯合成立跨企業的培訓中心。培訓中心面向行業協會的所有企業會員,和職業學校深度合作,負責職業教育中的實踐教學。它幫助了中小企業實現了培訓師、設備、場所、崗位的共享,大幅降低了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門檻和費用,非常受歡迎。到2005年,德國已經成立了955家跨企業培訓中心,提供14.4萬個企業培訓崗位。
除了成立培訓中心之外,德國的行業協會還有兩個作用。一個是制定考試大綱,對學生進行測試,頒發職業資格證書。而德國的絕大部分行業,都形成了嚴格的行規,對從業人員堅決要求持證上崗,沒證的企業不收,哪怕學歷再高、有“名校光環”的也一樣。
另一個作用是監控成員企業的實訓,一旦發現違規的,就會收回培訓權,并且進行處罰。行業協會還專門有一個職業教育委員會來處理這些事情。委員會的成員里面,雇主、員工、職業學校教師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配置也是比較科學的。
我們把職業學校教育和普通學校教育,做了一個比較。雖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就業,但從實踐上來說,它們在教學內容、就業前景、辦學主體上,有非常大的區別。僅靠普通學校,無法滿足職業人才培養的需求;而“普職分層”的現象,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放任、甚至人為地去加重這種“分層”,則會引發對職業教育的系統性歧視,最終導向“普職結構”的全面失衡;如果缺少企業和行業協會的參與,職業教育就是紙上談兵,無法發揮出它最大的優勢。

3. 新中國的職業教育如何興起,如何由盛轉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職校在中國,有一段相當長的“光輝歲月”。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學習蘇聯開始了工業化進程,引入了很多現代化的工程。為了快速填補人才缺口,國家把重心放在周期短、重實用的中等職業教育上。中央和地方的工業、交通、農林、財貿等經濟主管部門,創辦了一批中等專業技術學校,培養技術員和管理干部。勞動部門所屬的企業建立技工學校,培養面向生產一線的技術工人,比如車工、鉗工等。
這兩類學校的辦學條件比較好,當時又是包分配,考上學校就等于有了穩定的工作,所以初中生畢業能考上中專和技校,那真是舉家歡慶。
1958年,天津國棉一廠出現了第一座“半工半讀”學校。這種“半天勞動、半天學習”的模式,很快在城市和鄉村推廣,讓更多人有了受教育、學技能的機會。到1965年,我國已有中等職業學校7294所,是解放前的將近10倍,在校生126.65萬人,占當時高中階段學生總數的53.2%。
不過,這是中等教育的情況。相比中職的熱火朝天,高職的發展并不樂觀。建國之初,原本設立的高等??茖W校大部分被并入本科院?;蚪禐橹袑#俨糠直怀蜂N。1953年,全國高等??圃盒H余29所,到了1964年全,國專科學生僅2萬余人,占本科學生總數的3.4%。
然而,在“文革”期間,無論是中職還是高職,都遭受了重創。職業教育被認為是資產階級“雙軌制”的標志,大批中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被迫停辦、撤并,或改為普通高中和工廠,農業中學和技工學校受損更加嚴重,幾乎全軍覆沒。到1970年,高中階段學生中,中職學生的比例下降到了1.8%,“普職比”嚴重失衡。
改革開放后,全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各條戰線都痛感人才之匱乏。生產線上面,有技術的工人都找不到幾個,對招來的新人還得進行兩三年的學徒培訓,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文革”中還施行了“頂替上崗”政策——只要父母在廠里工作,哪怕沒技術、不培訓,也可以進廠上班——工人素質下滑非常嚴重,很多國企對此反映強烈。另一方面,高中畢業生除少數升入大學外,每年有數百萬人需要勞動就業,但又沒有任何專業知識和技能,對社會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職業學校教育也得以重啟。當然,重點仍然在中等教育。
1978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鄧小平強調,要“擴大農業中學、各種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的比例”。1980年,中央書記處指示教育部:中學的結構改革是個很大的問題,非改不可;高中畢業生要經過專門訓練,才能進工廠當工人;將來的工人都通過技術學校、職業學校招。10月,教育部、國家勞動總局頒布《關于中等教育結構改革的報告》,提出把一部分普通高中,轉為職業技術學校。山東、北京、上海等地率先試點,將普高改為職高,或在普高里辦職高班。這樣,我國中等職教中的“三校”:中專、職高和技校,終于都齊全了。
在國家的全力推動之下,就在當年,中國一舉出現了3314所農業中學和職業高中,再加上恢復辦學和新建的3069所中專、3305所技校,高中階段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從1979年的183萬上漲到224萬人,而普高學生則從1293萬下降到了970萬,普職比接近4:1。
1981年,國家領導人指示,“根據城市就業的需要,能否將三分之一的普通中學改為職業學校,力爭今年就著手辦”。此后,“三校”教育,尤其是當中的職業高中,得到快速發展,到1985年,中專、技校和農業、職業高中的在校生分別增長了26.4%,9.1%和4.8倍,總人數達到416萬人,而普高學生只有741萬人,比1980年又減少了229萬,普職比已經接近3:2。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使大多數地區的各類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學校招生數相當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數”。這是高中階段“普職1:1”的目標,首次在政策文件中出現。為什么是1:1呢?主要的原因,是當時職校的發展勢頭確實不錯。
八十年代,大學錄招生人數比剛恢復高考那會兒略有上漲,但也有限,可以說,紙面上錄取率的提高,全靠分母在縮小。去讀普高,畢業之后大概率是上不了大學,也找不到工作。讀職校就不一樣了。中專、技校以國辦和企辦為主,生產和教學高度融合,而且包學費、包分配,畢業后還有干部身份,生活上顯然更有保障。
而職業高中雖然不包分配,但當時百廢待興,社會對職高學生的需求很大,他們畢業后是不愁找工作的。比如說,改革開放后,北京辦了很多飯店,需要廚師、服務員,這些都從職高招人。
此消彼長之下,當時的社會現實就是“普高招不滿,職校成熱門”,哪怕國家不干預,普職比都在往下降。前面說的3:2,是全國平均水平,在發達地區,這個數字已經接近了1:1。比如說上海,中職生的占比就達到了52.7%。在這種背景下,有關部門結合勞動力需求、高校招生規模等因素,做了一個測算,還廣泛征求了國際專家的意見。據當時的主管領導回憶,有德國專家建議職校學生應該達到70%,他們覺得太高,最后還是提到了50%。
有一說一,壓縮普通高中,發展職業學校,讓普職比維持在1:1,在當時是符合市場需求、適應時代潮流的做法。政策實施的效果,也證明了這一點。
到1990年底,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已發展到1.6萬多所,在校生超過600萬人;高中階段,職業學校和普通高中的招生數之比已接近1∶1。但很快,那些有利于職校發展的條件就全都逆轉了。
90年代后,國企改制,國家不再給畢業生分配工作,“包分配”變成了“自主擇業”,而已經在企業里捧著“鐵飯碗”的工人們,也迎來了“下崗”的迎頭痛擊。轉型的陣痛,讓我們的很多父母輩都確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學技術、當工人是沒有保障的。
與此同時,國家實施了現代企業制度,把企業的社會職能全部剝離了出去。企業開始只管生產經營,不再辦學。校企分離,客觀上減輕了企業的負擔,但卻一刀切地把企業和職校也分離了。職校在經費、師資、實訓資源和就業前景上,都失去了企業的支持,本身又不處于義務教育階段,從政府這里拿到的資源有限,處在“爹不疼、娘不愛”的尷尬位置,不但沒錢,還沒人管,教育質量開始大滑坡。
這是經濟上的不利條件。在教育體制方面,80年代的教育結構改革本身也不完全,還留有不少隱患。首當其沖的,就是在把大量高中改為職高的時候,各地幾乎都是挑辦學條件最差的中學來改,如果上面要求三分之一,那就一定是倒數三分之一。這不但讓“三?!敝?,當時占比最大、且沒有上級行業企業庇護的職業高中,先天上又矮了別人一截,還直接給社會建立了一種印象:職業學校就是最差的學校。
其次,改革的重點,一直是中職教育,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則要滯后許多。新中國成立后,原本設立的高等??茖W校,要么停辦,要么被并入本科,或降為中專。直到改革開放后,普通高校元氣大傷,升學矛盾過于突出,一些大、中城市才開始試點舉辦一些三年學制的新型高校,那時候叫做短期大學、聯合大學或走讀大學。
1980年,金陵職業大學等首批13所職業大學成立,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終于正式起步。1982年,國家“六五”計劃中明確提出,要試辦一批“花錢少、見效快、酌收學費、學生盡可能走讀、畢業生擇優錄用”的??茖W校和短期職業大學。這二十四字定語,差不多就是之后十多年里,決策者對于“高職教育應該怎么辦”所有的共識。這種高層次職業教育的目標思想、設置規范、學制課程、教學方式、師資經費,乃至法律地位,都是9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明確下來。
制度方面不完善,是其一,另一方面,那個年代的高職院校,不但數量少,而且辦學的主要目標,是高中之后的分流。也就是說,它們是給沒能考上大學的普通高中畢業生做就業準備之用,中職學生畢業后,絕大部分都是直接進入就業市場,能繼續深造的很少。到1998年,中職畢業生中進入高職學習的比例,也只有3%左右。退一步講,哪怕讀了高職,之后的路也是“斷頭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職業教育在??凭偷巾斄?。
而從一開始,“專科”在我國就不只是種“學校類型”,更是一種“辦學層次”,天生比本科院校低一級,經費分得少,招生批次也只能往后排。而且這種“低一級”,由國家政策文件明文確定,甚至是“鎖定”的。比如說,1986年的《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行條例》就規定,高等職業學校,“主要培養高等??茖哟蔚膶iT人才”;1989年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設置暫行規定》又指出,“高等專業學校和短期職業大學不得設置本科專業”。后來大量高職院校招生困難,意圖以“升格”來吸引生源,有關部門多次出臺“限升令”,并要求高職院校壓縮學制,三年改兩年,這樣就能和本科院校相區別,“體現職業教育的特色”。
所以,一旦進入中職這個門,讀的是“差學校”,工作又沒保障,如果去升學,上升通道有限,天花板也低,可以說是承受了經濟和教育體制的雙重擠壓。而恰恰是此時,普通本科院校開始擴招,上大學變得容易了許多。此消彼長之下,更多人想去讀高中、考大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時代變了,政策卻有慣性。中職的招生規模連年下降,教育部門強制分流、保住生源,但也扭曲了正常的中職教育體系,徹底搞臭了中職的名聲。
諷刺的是,這種“五五分流”的政策,本來的目的就是要確保有足夠多的技術人才。有些教育部門的領導是這么想的:根據國際經驗,學術型人才與應用型人才最好是2:8,初升高的時候,一半升入中職,剩下的一半在高考的時候,再有六成去讀大專高職,這不正好就是2:8?
可惜正是這種“只看數字、無視公平”的做法,嚴重破壞了職業教育的基礎。只要政策之手一松,“普職比”迅速反彈。2013-2022年,中職學校數量十年累計減少3039所,招生累計減少249萬人。2020年,普高和中職的招生比已經達到了6:4,而2021年,由于中職學校銳減2571所,“普職比”猛漲到7:3。
這還只是在校生比例,不是畢業生比例,沒有考慮到中職學生的輟學率要將近30%,遠高于普高的5%上下。而高等教育方面,20-24歲人口中,獲得本科學歷的人數,已經超過了???。看來“學術型人才”的數量,大有超越“應用型人才”的勢頭。
職校教育由盛轉衰,起因是經濟體制轉型,引發的擇業方式變化,但一衰再衰,衰成了“L”型,遭到全社會系統性地歧視,鍋卻不能只甩給經濟。經濟轉型了,我們的育人和選才制度并沒有做出相匹配的調整。教育改革不但嚴重滯后,還越改越偏離正軌。讀職校的人少了,就五五分流,考大學的人多了,就本科擴招,考研的人多了,就研究生擴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最后一看:中職打螺絲,高職標數據,普高跑美團,本科開滴滴,脫下長衫卷起袖,讀完碩士再打工,試問學歷幾個錢,在外還得靠父母——倒是層級分明了。
職校生被踩在最底下,就業沒保障,技術學不到,還要被拉去打螺絲,一顆一分錢,學校分一半,那么誰還會對讀職校抱有半分期待?

4. 復興職業教育,讓“普職結構”重歸平衡,需要哪些措施?又有哪些事情不可為?

我國的職校教育,不是因為被歧視才搞不好,而是因為搞不好才被歧視。而職校搞不好,也絕不是因為不知道方法。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就開始全面學習國外職業教育的先進經驗,四十來年來,光是派去德國取經的就不下10萬人次。在2005年國務院提出《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之后,科研文章的數量更是一路飆升,不到20年就突破了20萬。還有不少地方政府先后與德國有關機構簽署了合作協議,直接把德國職校搬到國內。

然而,職校的問題,屬于職校本身的只是一小部分,其背后反映出來的,是我國的教育制度中存在的結構性缺陷。要發展職業教育,改變普職失衡、學歷膨脹、技能錯配的現象,不能只在職校上使勁兒,而是需要先對所謂的“雙軌制”,進行系統性的重構,通過制度來削弱,而非強化普通學校和職業之間的分層狀態。

具體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設置獨立的職校招考制度,特別是中職和普高招生,絕不能用一套試卷;取消任何強制性地分流政策,設置更加彈性的分流時間;確保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之間,轉軌通道的雙向暢通,特別是要降低職業學校學生,轉入普通學校的門檻;確保兩根軌道,具有同樣的升學前景,中職學生和普高學生,應該有同樣的幾率,獲得高等教育,而普通高等院校和職業高等院校的學生,也應該有同樣的機會,獲得更高層級的學歷和學位。

其實,這些措施的核心,就是一個詞:平等。現實社會當中,每個孩子的起跑線并不一樣,跑步的裝備也不一樣。但是,現代教育制度的一個基本目標,就是至少保證跑道是一樣的,一樣的起點和終點,一樣要跨過的欄架。如果是“雙軌制”,那就要確保,這兩根軌道的平等性,要讓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成為平等的兩個教育類型,而不是前者是后者之下的一個“辦學層次”。

5. 近些年,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取得了哪些成績,還有哪些不足?

教育資源分配

然而,平等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在職業學校長期遭受系統性歧視的情況下。除了制度保障之外,教育資源的分配同樣重要。

各級職業院校,在教育經費和師資力量上,都比同級的普通院校薄弱。2019年,國務院出臺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強調新增教育經費要向職業教育傾斜,各地中等職業學校生均財政撥款水平適當高于當地普通高中,高等職業教育要在不低于生均12000的基礎上,逐步提高撥款水平。

然而,根據教育部的公告,到了2022年,中職學生平均每人的教學經費是23470元,比上年增長1.2%,普通高中是24854元,比上年增長2.8%。兩者的差距,似乎還拉大了。高等教育階段,全國普通高校的生均經費是39220元,高職高專的沒有公布,我簡單用總投入3392億,除以在校生1671萬,算出來是20300元,“達標”了,但只有普通高校的一半。

再來看學生和老師的人數比:普高13:1,中職19:1,普通本科是18:1,高職??剖?0:1。高教的數據比較接近,但我拿公報上的數據再算了下,普通本科在校生1966萬人,專任教師132萬人,生師比15:1,高職??圃谛I?671萬,專任教師62萬,生師比27:1。有點疑惑,為什么同一份公報,兩個數據對不上?

職教高考與職業本科

從實踐上來看,近年來我國確實在職業學校教育上加大了投入,也在制度上做了些優化。比如說,2012年開始,各地陸續開展了“職教高考”的試點。2019年,國家層面的職教改革對這項制度予以明確,至此高職院校有了獨立的招生渠道。去年教育部又發文,職教高考將成為高職招生的主渠道,中職的定位,也將從就業導向,轉變為就業與升學并重。

再比如說,職業教育的天花板不再是???,而是多了“本科層次職業教育”、“應用型本科”、“專業學位研究生”這些選項。教育部明確表示,要進一步擴大職業本科教育,并且開放“升格禁令”,支持部分符合條件的??茖哟胃呗氃盒?,獨立升格為職業本科學校,或者升級部分??茖I、試辦職業本科。

再再比如說,2022年,時隔近26年之后,全國人大第一次修訂了《職業教育法》,至少在法律層面上,明確規定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

然而,要拉平“雙軌”,這個步伐既邁得不夠大,也邁得很艱難。就拿前面提到的“職業本科”為例,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表示,要督促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變,占全國1200多所本科院校的一半。其后,國家有關部門也多次出臺文件,鼓勵和引導高校轉型,舉辦本科職業教育。2021年的時候,相關目標甚至被納入了“十四五”規劃。然而,截至2023年6月,職業本科院校只有33所,招生7.6萬人,不到高職招生數的2%,高校招生總數的1%。

再說“職教高考”。這個詞其實是要打個引號的,因為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國還不存在可以和那個“高考”——也就是普通高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相對應的全國統一的高職招生考試。雖然有了“職教高考”這個概念,有了國家層面的政策,但各省基本上是各管各的。一來,招生范圍主要還是本地高校招本地畢業生,跨區域的很少。二來,對于“職教高考”怎么考這個問題,各地區別很大。有的地方是統考單招,有的是文化統考、技能單考,還有的,省里只負責統籌和監督,命題和招生都是高校自己安排。各地連叫法也不一樣,有的叫“春季高考”,有的叫“高職單招”,還有叫“三校生高考”、“對口招生”、“分類招考”,等等等等。

至于具體考什么,那問題就更多了??嘉幕€好,語數外出套卷子就可以了;考技能么,問題就大了。幾十個專業大類,考試的范圍、標準、形式、評分怎么定?反正大家都摸索著來吧。有的省份要考技能操作;有的就搞個面試,問幾個問題,10來分鐘考驗一下學生的“綜合素質”;有的只有筆試,考專業理論,或者職業適應性;還有些省份,壓根兒沒有技能考試,中職升學仍然是只考語數外。

這樣五花八門的“職教高考”,結果很難說得上公平。至于“職教高考”和統一高考之間的公平性,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高職??迫匀皇莻€“層次”,錄取批次要排到最后。普通高中畢業生,想要讀高職大專,完全可以通過高考渠道,報考院校、專業方面沒什么限制,錄取分數低,也不用進行技能測試;如果要參加各種“職教高考”,也有不少途徑,總的來說,并不比中職生困難,甚至限制還更少。而反過來,中職生“升”到本科層次,要分幾步,各位讀者可以在評論區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

有意思的是,“職教高考”這項制度,原來是同時向普高和中職生開放。2021年底,人大建議降低中專生升學門檻,教育部的回復里面,就強調了要搞“職教高考”這件事。這個回復引發社會熱議,很多人疑惑,職教高考是不是中職學生參加的高考?

為此,《中國青年報》刊發了一篇專家文章來澄清。我給大家概括一下:“職教高考”允許所有高中畢業生報考;它也不能變為只屬于中職畢業生的高考,因為這會讓職教高考成為比普通高考低一層次的高考,不利于普職融合;普通高中畢業生可以參加,意味著普通高中也應開設職業技能課程,供今后想選擇“職教高考”的學生選擇;有條件的地區,可進一步探索取消中考普職分流,建立普職融合的綜合高中,同時開始學術類和技能類課程,學生自主選擇上什么課,參加哪種考試;如果擔心普高生擠占中職生的升學機會,正確的應對之策,應當是強化技能測試的作用,優化其形式,增加其權重,以此來增加中職學生在考試中的競爭優勢,而不是通過限制報考,來降低考試的競爭性。

想法很美好??上娜ツ觊_始,有不少地方一改慣例,限制了普高應屆生報名,真的把“職教高考”做成了中職生的高考。各種中介、培訓機構,甚至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門,也拿這個做賣點,強調職教高考難度低、題量少、人數少、對手弱。

然而,這恰恰是職教高考應該避免的,因為這就是在坐實職教高考就是要比普通高考矮一頭。而高職院校如果想招到普高應屆生,那么還得從普通高考招,老老實實地排在最后一個批次等剩下的,又坐實了自己比普通院校矮一頭。

取消中考“分流”與高中階段“普職融合”

對于高中階段的“普職融合”,2022年初的兩會,全國和地方的多名代表委員都呼吁取消分流,或者至少是改革分流,剛性改柔性,不要定比例,有條件的地方,進行高中后分流。然而,教育部的態度,仍然是認為中考的普職分流非常有必要。

4月份新《職教法》通過,取消了老《職教法》里“實施以初中后為重點的不同階段的教育分流”的說法,用了“普職協調發展”這個詞,最后公布的文本,還把征求意見稿里,分類協調發展的“分類”兩個字給去掉了。有專家和媒體解讀,這就代表中考強制分流,強制會越來越弱,分流會逐步取消。教育部立刻回應:這是誤讀,在義務教育后的不同階段,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都要協調發展。看來高中階段的兩根軌道,仍然要涇渭分明,普職融合,尚未可期。

然而,在我看來,取消中考分流,將普職分流時間延至高中以后,對發展職業教育而言,恰恰是勢在必行之事。其原因,除了我一再強調的,中考分流本身會制造出巨大的不公平,對職業教育系統造成破壞性影響之外,還有兩點。

首先,是中職升學率的變化。其實我們回頭去看,80年代教育結構改革,發展中等職業教育時其實有一種預設,中職畢業就去工作,高中畢業才去升學,因為那時候高職實在太少了,中職生根本沒地方升學。

現在情況則有很大不同。2021年,中職畢業生升學總數超180萬人,比例達55.9%,直接就業的比例不到40%。這是平均水平,部分地區的升學率還要更高。比如說北京、深圳、上海,2022年這個數字分別是92%、89%和76%。部分中西部省市也不低,比如南寧市76.94%,整個西藏是60%,甘肅2021年是72%。

有學者調研西部六省24地市2萬多名中職學生,有升學意愿的超過八成。接近六成的學生明確表示,希望通過提高學歷來改善自己的命運。也就是說,要不是客觀條件限制,像是家里的經濟條件不允許,或者當地的高職院校太少,他們都想繼續讀書,而不是去工作。

我們國家正處在產業升級的進程當中,各種就業崗位對綜合素養和職業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再加上學歷膨脹,高等教育背景已經成了很多職業的基本要求,中職學歷根本不夠。前陣子視頻網站上瘋傳一條視頻。有中專生稱被學校強制送到廠里擰螺絲,實習工資被克扣。面對學生投訴,校長大言不慚地說:我們是單位正常實習,中專生能干什么呀?他又不是大專生!

聽了這樣的話,我想很多讀者首先感到的肯定是憤怒,但之后,又會有一點心酸。中專生能干什么呢?這個疑問,恐怕也根植于莘莘學子心中,也是他們升學的首要動因。

既然絕大部分中職生都想走或已經走了升學路線,那么我們需要考慮的,就是中職教育的內容能否為高職教育打下基礎,而不是能否獲取就業必需的技能,因為就業準備完全可以在高等教育階段完成。那么,現在中職教育與高職是否緊密銜接,是否是高職學習所必須的?

答案都是否定的。

這就是第二個原因。一方面,中職教育的內容與高職教育脫節嚴重,在專業設置、課程設計、培養方案、教學管理等各個方面都存在割裂。再加上現在的很多中職,一門心思從學生身上榨油水,根本沒有好好教學。所以,哪怕是同一領域、相關專業,到了高職之后,一切可能還要從頭學起。

另一方面,現在的高職院校,出現了生源多元化的趨勢。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鼓勵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和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由此拉開了高職院?!鞍偃f擴招”的序幕。中職生和普高生,應屆生和往屆生,還有來自社會各個角落,希望改善命運的人,都在高職這個舞臺上,獲取開啟自己下一段人生的鑰匙。

他們的經歷不同,知識儲備不同,技能水平也不同,在招考的時候,有些還是申請制,免試入學,因為根本沒法兒考啊。生源多元化,當然不是壞事。但這一來,對高職院校的教學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二來,如果基礎不同的學生,都可以完成高職教育,拿到畢業證書,那就說明,完成中職教育并不是完成高職教育的必要條件。甚至,相比其他生源,中職還限制了學生的選擇。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中,中職生今后想跨專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專學了烹飪,高職卻想選汽車專業,那這個中??赡苓€不如不念。

念完中職,大概率是繼續讀高職,但在中職學到的東西,卻對讀高職幫助不大。哪怕沒有讀過中職,就業的準備工作——無論是學習專業理論、獲取職業技能,還是提高綜合素養——都可以在高職階段完成。那么,中職學校存在的意義何在呢?

這就是我為什么反對初中后分流的原因。粗暴、強硬的分流方式,破壞了教育公平性,是其一;在現在的發展階段,中等職業學校存在的價值越來越弱,是其二。不過,這絕不是說,在高中階段就不該有職業教育。恰恰相反,高中階段正應該強化職業教育,幫助學生選擇職業道路,打下牢靠基礎,為接受高等職業教育——包括高職院校教育和普通大學教育——做好準備。

所以,在高中階段,要搞普職融合、柔性分流,將中等職業教育化整為零,變成普通高中的職業技能課程,就和文理分科一樣,學生自主選擇上哪套課,參加對應的考試,升入應用類或學術類的大學。

對于想畢業后直接就業的學生,我們也可以參照日本的做法,延長高中學制,增加一年的就業課程,幫助學生邁向社會。而原本的中等職業學校,一部分可以改為帶有職業教育特色的普通高中,一部分可以轉型為高職預科,與高職院校緊密聯動,進行五年一貫制培養。還有一些專業性強、校企合作緊密、畢業生不愁出入的名牌職校,可以保留下來,給學生更多元的選擇。

企業的深度參與

普教和職教,各有所長。讓兩者在制度和資源上平等,只不過是第一步。要真正做到復興職?!獩]錯,我用的是“復興”這個詞——就得在平等的基礎上,發揮職業學校的優勢。這就不僅僅是教育領域的事情了,因為職業學校雖是教育機構,卻身處市場之中。它的優勢就在于和就業——或者更具體地說,和企業的需求,緊密相連。企業的深度參與,是辦好職校的必要條件。

前面我們講了,在德國,企業是職業教育的絕對主體,招生、教學都是企業說了算,師資、經費也主要是企業來提供。而企業既然出錢、出力,讓職校為自己“量身定制”未來的員工,自然會在他們畢業之后讓他們為自己打工。這樣一來,職業學生就不愁找工作。學生能找到工作,企業能招到工人,學校也能辦好,三方都得了好處——這一整套邏輯是通的。

但在我們國家,90年代校企分離后,兩者之間的聯系就少得可憐。不要說企業占主導了,只是“合作”這一點,就已經是困難重重。企業不出錢、出力,也不管學校到底是怎么教的。當然,這里面的問題,很多不是出在企業身上。

比如說,社會對職業院校的系統性歧視,肯定會影響到企業的態度。職校在招生和分配教育資源方面受到歧視,生源和教學質量不理想,企業不愿意到職校招工,自然也就不肯在職校教育中投入資源。

再比如說,企業就算想和職校合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企業和學校之間的溝通,渠道有限,規范缺位。校企分離之后,絕大部分職業學校的主管部門,從各大經濟職能部門調整為了屬地的教育部門。然而,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必然要涉及企業,涉及生產經營。不管是制定規范、監督管理,還是牽線搭橋、主動推進,僅靠教育部門單打獨斗,肯定是不行的。行業主管部門、人社部門都要一起出力,還需要一個可以同時協調學校和企業的中間機構來具體執行。然而,在我們國家,跨部門的合作向來是難點,這個也不用多說。

至于中間機構這個角色,國外一般是行業協會來擔任。但是在我國,行業協會尚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許多行業的行業協會,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去承擔這一類的職責。2016年的一項調研顯示,90%以上的學校和企業都認為,行業協會對雙方的合作沒起到什么作用。

我在前面提到,對于職業教育,行業協會的重要性再怎么強調都不為過。一方面,它除了提供渠道和規范之外,還直接參與調整教學大綱,設定考試標準,組織各種職業技能測試。職業院校之所以能夠緊跟市場變化,根據市場需求來培養人才,行業協會功不可沒。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行業組織的協調和整合,廣大中小企業很難以個體的形式直接和職業院校合作。校企合作的企業方,80%是國企,外資、合資企業占17%,其他民營企業只有不到3%。

早年的校企一體催生了職校的輝煌,而企業制度改革之后,職校和企業聯系,卻一直都沒有重新建立。市場化程度越高的行業,職校發展得越差,那些舊體制有一定保留的行業,比如鐵路系統,校企合作反而搞得不錯,這實在是令人有些唏噓。

雖然2016年后,國家密集出臺了許多“促進產教融合、加強校企合作”政策,但是要重振職校,恐怕不是政策層面能夠解決的。職業院校和企業的深度合作,背后代表的是教育和市場的全面融合。我們的教育體系和市場運作方式,都要做相應的調整。這種改革的規模和深度,恐怕不弱于跨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那場巨大變革。

結語

教育供給的公平性和教育供給與市場需求的匹配度,決定了職業教育的成敗,也間接地通過職業教育,影響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福祉。黃炎培說過,職業教育可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如果職業教育搞不好,老百姓只能在“無業”和“不樂業”中二選一,企業無法招募到足夠的技術人才,個人的幸福,經濟的發展,文明的進步,恐怕都無從談起。

因為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我們國家的職業教育還存在不少的缺陷。改革勢在必行,不是職業教育改革,而是教育改革,是對技術人才從發掘、培養到走上就業崗位,所涉及到的一切制度安排進行改革。其牽涉面之廣,需要的力度之大,如果沒有巨大的毅力和決心,絕對難以做到。現行改革措施,恐怕只是治標不治本,甚至諸如“中考分流”之類的政策,還在起反作用。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引用中國當代著名職業教育研究學者、原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楊金土在2006年寫下的一段話,來對開頭提出的幾個問題,做一番總結回答。他是這么說的:

“影響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因素很多,尤其是師資和經費,但當前阻礙我國職教發展的主要因素,是被扭曲的教育價值觀和人才觀,許多實際困難由此派生?,F行教育的選拔功能被過分地擴大,甚至成為教育功能的主體,而且往往只以一種標準衡量所有人,從而使教育過程,演化成應試能力的競爭……
人的個體多樣性被否定了,社會需求的多樣性被忽視了;教育類型的多樣化,被異化為教育類型之間的等級化,職業教育成為保證精英選拔的輔助系統,用來緩沖選拔渠道中學生容量的盈虧漲落;不同教育類型的人口‘分流’原本應該是積極的、自主的、愉快的選擇活動,實際上卻變成為被選拔與被淘汰、受青睞與受歧視的重新歸隊?!行谐鰻钤乃枷氡环穸耍F實生活中往往只承認一種‘考試狀元’;‘失敗是成功之母’的古訓也被否定了,我們的教育幾乎天天都在懲罰‘學業失敗’。大量被認為是學業失敗的學生進入職教系統學習,于是職業教育就被社會看成次等教育,它的發展得不到公正對待也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